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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利集团游戏网址没有错离大家有多少距离的读后感10篇,传播不力

传播不力 科学屡屡败给迷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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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岩梅

《科学离我们有多远》是一本由[美]克里斯·穆尼
雪莉·柯申鲍姆著作,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,本书定价:28.00元,页数:168,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,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。

科学精神论场

《科学离我们有多远》读后感:科学传播最坏的时代

耳边经常能听到一些貌似科学的知识,比如吃转基因食品致癌、致胎儿畸形,爬楼梯伤膝盖等等,大众是非难辨。阅读《科学是如何败给迷信的》这本书,不仅能帮助我们分辨朋友圈中的各种谣言和迷信,还能启发我们建立起一种跨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大视角。

文中强调了问题的许多方面。

作者约翰·伯纳姆,是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,曾经是美国医学史学会主席,也是科学传播史的专家。研究领域包括美国医学史、科学史和社会史,出版了十余本科学史著作。本书中他梳理了最近200多年来,卫生、心理学以及自然科学的知识在美国走向普及的整个历史,深入剖析了科学知识在传播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,从中提炼出了科学知识普及的基本传播模式。

首先,大众科学素养差,不是大众的错。

本书中,伯纳姆提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结论——“科学已经败给了迷信”。因为相比科学知识传播的效果,迷信的传播风头更劲,甚至常常超越了对科学的信仰。面对迷信的泛滥,作者敏锐地指出,科学之所以败给迷信,就是因为科学知识的传播出现了问题。

其次,大众就算缺乏科学常识,也不一定会走向反科学的道路。如果大众都在反对某项科学结论,一定是科学传播出了问题。

虽然伯纳姆的讨论是围绕着美国19和20世纪的历史所展开的,他的思路也可以延用至21世纪的今天,分析各种新媒体在科学知识传播中的作用。结合作者的见解和对中国科普现状的分析,科学败给迷信的原因有以下四方面:

还有一点印象深刻,可能不搞科研的人没有体会。科学家之所以对科普没有兴趣,也许是因为科研的压力过大。许多人都是读了20多年书,好不容易博士毕业,欠了一屁股债。这时候还不能获得稳定工作,往往还要做几年博后,说白了就是科研民工。运气好的话,才能获得终身教职。在种种压力下,科研人员的首要任务是搞研究,发论文,而不是上节目,写博客,否则他就没法活下去。于是,科学传播就离大众越来越远。作者将其归结为体制问题。

首先,科普过程的四个阶段分别是:传播、普及、稀释和碎片化,理性的科学精神不断被稀释。在19世纪前期的美国,科学知识的传播和普及阶段,迷信得到了有效的压制。然而,随着媒体的兴起,理性的科学精神不断被稀释,大家不断接受着碎片化的知识,导致了怀疑精神的丧失,这就让迷信有了生存的空间。

《科学离我们有多远》读后感:我们离大众有多远?

其次,媒体为了追求传播效应,科学知识的严肃性被削弱。为了让大众容易听懂、接受,甚至是博眼球,媒体所宣传的科学发现可能会被夸大和歪曲,时常看到惊悚的“标题党”,真正有价值的科学发现往往由于艰涩难以吸引大众,被媒体冷落甚至排斥。因此,不专业的科学传播反倒让科学变成了伪科学。

纵观本书,我感受到作者对科学群体强烈的不满。虽然也情有可原,学术、生存的担子太重了,科普的难度太大了。但说到底,科学传播的不理想,科学群体要承担主要责任。

商业广告也在迷信的传播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,中国保健品的例子最为突出,骗取了多少老年人一辈子的血汗钱。种种利益因素的推动下,科学传播常常败给了大众传媒和消费文化。

我们问科学离我们有多远,倒不如问问承载科学的这些个人,离大众有多远?

第三,科普知识的生产者变得更加稀缺了。在19世纪的美国和欧洲,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“科学人”,他们不仅是科学的传播者,而且是一种理性文化的代言人。但随着各个学科的迅速发展,专业的分工变得越来越细,特别是科学工作者追求SCI,科学家群体也蒙上了功利色彩,无暇顾及大众,越来越远离了科普舞台,导致科学传播过程中,科学思想和理性精神的缺失。

不需要说别人,检讨我自己就够了。

缺乏科学素养的记者在解读科学知识时,可能张冠李戴、指鹿为马,无法判断可靠的信息或者判断科学事实,或者一味追求点击率或者耸人听闻的程度,从而夸大、歪曲某些事实,导致人们不再信任媒体的科学报道。

认识科学的每一步,我都在背离传统社会观念,我本能地告诉自己,要藏好自己的这些叛逆,不然就会受伤。同时我的心境却愈加的高傲,我看不起不懂科学的人,我每一次礼貌的微笑背后可能都含有惊异和鄙夷。我甚至到现在都还部分认可,这就是我们这类人生活的常态,这就是我们的处世之道。

最后,应试教育让学生的知识视野变得更狭窄。网络时代已经推动学习由“应试型学习”转变为“破案式学习”,也就是问题导向的学习方式,但是绝大多数学校教育还没有转变过来,其中教师素质也是一个重要原因。中国学生们不仅没有在青少年时代阅读大量的跨学科书籍,同时,关注多个科学领域的学习兴趣也被抹杀了。新闻专业属文科,远离科学,科学专业的阅读量小,中文基础差,这种过早分科的应试教育,也让科普记者变得非常稀缺。

但如果真的是这样,那科学传播的未来就可能很危险了。

在这方面,欧美要大大优于我们。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访问位于美国硅谷的奇点大学。生物学教授上课时,旁边有个漫画者站在梯子上,根据他讲的内容,把很深奥、很“黑科技”的内容画成了浅显易懂的漫画,半天课下来画了整整几面墙。我惊叹这位画者的科学素养和想象力,也暗暗佩服美国的基础教育。

既然我们总是自视甚高,为什么不悲天悯人一些呢?如果我们只能管好自己,呆在舒适区里,无视这个社会科技水平和科学思想的严重失调,那和森林大火中一只最会爬树的猴子有什么区别?

英国政府首席科学家顾问Sir Mark
Walport说:“没有传播,科学就不算是结束。”然而在现实中,媒体和科学界关系疏远,科学家抱怨记者缺乏科学素养,夸大事实,造成舆论恐慌,媒体人哀叹科学家不说“人话”,缺乏同理心,甚至是卖弄学问。

人工智能、基因工程、全球变暖,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要面对。我们不太可能再像布鲁诺那样被绑到火刑架上,但是搞不好这一次,灰飞烟灭的,将是整个人类文明!

媒体需要科学家在事实的基础上提供专业的判断,而科学也需要通过媒体进行传播与发声。“科学界有义务支持媒体,同时承认双方的独立性。”这是国际科联的宣言,也代表了科学与媒体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支持的关系。或许,我们还没有真正认识到,“科学记者”这个职业的消失,对社会将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。

其实我们不过是比较幸运的一群人,在对的时间,接触到了对的思想。而且在其他方面,我们也非常平庸。

在很多尖锐的科学问题上,比如转基因,科学家是长期失声的。要改变现状,需要多方面的努力,科学工作者们不能拒绝媒体,而是要去创作同时具有科学性和传播性的科学作品。比如说美国的航空航天局NASA,就非常善于利用社交网络传播真正的科学知识。每次有了重大的天文学发现,在新闻发布会之前,他们会在社交媒体上进行预热,勾起大家的兴趣,吸引更多的人来观看他们的发布会。也就是说,想要传播正确的科学知识,科学家们也要服从传播学的规律,才能让科学打败迷信。

是时候收起我们那百害而无一利的傲慢,谦卑地为这份幸运还还债了!

社交媒体的兴起有利于科普的推广,但若缺乏有科学素养、社会责任的传播者,也会为迷信的传播注入新的动力。今天,传统媒体,比如广告的作用已经慢慢减小,而社交媒体的影响越来越大。今天每个人都可建立自媒体,社交网络上文章内容的准确性和科学性,无法完全得到保证。更可怕的是,在社交媒体上,如果一个人喜欢各种伪科学的信息,通过社交网络上的信息推荐机制,他可能接触到更多传播谣言的账号,反复强化他对谣言和迷信的认知。

《科学离我们有多远》读后感:科学和宗教的关系

如今,传播正确的科学知识已经不仅是做几个科普讲座、写几篇科普文章那么简单了,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正变得越来越多元,如何让科学的声音不被繁乱的噪音、谣言所淹没,是科学传播中面临的最大问题。科学传播工作需要政府、科学家、媒体的配合,打破“科学界失声定律”,才能真正唤醒社会崇尚科学的热情,迎来科学的春天。

这本书中另外一个我关注的问题就是宗教和科学的关系。作者提到了新无神论者,就是用相对激进的方式传播无神论的人们。比如为Freedoom
from Religion Foundation疾呼的理查德·道金斯,比如喜欢骂上帝的丁门庆(
Tim Minchin
)。作者对他们的态度是,认为他们在帮倒忙。而且作者说宗教和科学并不冲突。

(作者系华大基因集团执行副总裁,原中国科技管理研究院副院长、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)

第二点我是不同意的,腮和爬上陆地不冲突么,突出的颌骨与农耕不冲突么,奴隶制和民主社会不冲突么?科学从定义上就和宗教冲突,而且科学的目标和能力,就包括替代宗教。这种冲突已经存在几个甚至十几个世纪了。事实是,科学进步了,宗教让步了。显然现在梵蒂冈教廷不敢再烧死哪个日心说论者了。

但诚如作者所说,美国现在是,也必将长期是一个宗教信仰者占多数的国家。我同意考虑国情而适当拒绝激进科普行为。但要一直打这种马虎眼,我是不能认可的!

可除了为科普而科普,我们还有其他的责任。全球变暖、反智主义、人工智能……我们需要让大众在这些问题上保持理智,或者说不要做傻事。如果一些科普行为确实达到了一定科普效果,但却激怒了另一群人,而使我们在面对上面那些生死攸关的问题时处于不好的境地。那这种科普我们还应该做么?在这种顾虑下,我们到底该怎样处理科学和宗教的关系?

话说又回来,激进是否必然导致反扑,以及怎么样算激进,如何界定,这些却几乎没法得到答案。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困惑。

这只是方法之争,当然,不是说它不重要,方法很重要!

我不禁想起三体里的章北海,因为坚信只有逃离这条路,所以他杀老科学家,劫持飞船,忍辱负重,最终为人类文明留下了火种。

可惜我们却并不如他这般幸运,有一个坚信的方法。

《科学离我们有多远》读后感:科学传播的困境

这是一本约一百页的小册子,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毫不费力的把它看完。

希望更多的人关注这个问题吧。

请大家想一想,在我们的生活中,你在哪里见到过科学内容,科学话题?

科学在美国的传播困难重重,在国内情况更是不容乐观。即便有一些措施,但收效甚微,或许有人正在努力改变这一现状,但带来的效果….恐怕不如俞敏洪或是李阳等人的一场演讲。唱的最响的是什么?没错,创业!就业!科学?在国内同样不关注这个。

仅从一个小的方面来看吧,看过科教频道的探索发现之类的节目,现在几乎沦落成为娱乐节目,追求新奇,以迎合社会的猎奇心理,这是真的科普吗?xxxx未解之谜层出不穷,而真正严谨的知识却很少出现。当太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在如此权威的频道播放时,我迷茫了。

当今社会建立在科学之上,但大部分人对科学的认识让科学的处境着实尴尬。

原文中有萨根一段话:我对子孙辈的美国有种不祥的预感…..我担心强大的技术落于少数人手中,公益的代言人根本无法理解科技;我担心人民再也不能自行决断,质疑权威;我担心子孙们会攥着水晶

球,胆战心惊的观测星象;我担心他们的判断力每况愈下,无法分清希望和事实的差别,只能在不知不觉间退回迷信,黑暗的时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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几年前写的书评,现在一看有点naive

《科学离我们有多远》读后感:如此亲近又如此遥远的科学

本文发表于南方都市报2012-02-26 南方阅读 科学

这本小册子有个吓人的原名:Unscientific
American。著名的科学杂志《科学美国人》加上一个不祥的un,让人想起五十年代美国肆虐一时的“Un-American”,麦卡锡主义的非美委员会。

不错,这本书由两个美国作者合作完成,可不是想光谈谈科学知识,而是尖锐地讨论科学与政治。克里斯·穆尼,科学记者,关注全球变暖和美国科学政策,为多家媒体撰写科学稿件;雪莉·柯申鲍姆,科学研究员,电台D
J,跨界媒体和科学研究。他们合作写作探索杂志的特约blog,就科学问题展开各种讨论,这本书就是他们的一部分成果。他们通过一系列数据,向美国公众、科学界与决策者说明,科学在美国的地位是多么岌岌可危,而科学界和政界需要行动起来,做些什么。

在中国当前的语境下,这么一本书有着别样的意义。相对于美国,我们有着《科普法》,有官方支持的一系列科学普及机构,有着比美国强度更大的理科基础教育,同时,我们没有美国那样浓重的宗教文化,科技政策也不会受到党派政治的影响。现在的年轻人都是在科教兴国的口号下成长起来的。可同时,我们也不无悲哀地发现,中国公众的科学素养并不高,每年,媒体错误的科学报道层出不穷,公众对科学界的信任也较之以往大打折扣。我们和美国有着不同背景,却共享着相似的问题。为什么?怎么办?

作者为布什总统时代的科技政策深深不安。很多美国科学界人士都将布什执政的八年当作低谷的八年,科研投入降低,原教旨主义喧嚣尘上,伪科学沉渣泛起,政界和科学界的结盟松散,公众与科学界互不信任。和几十年前不同,科学技术前所未有地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,然而,科技也变得如此复杂,不经过长期训练,公众已经难以理解;甚至,细化到了科学家很难了解相关领域的地步。此时,错误的科学政策不仅让一个国家失去竞争力,还可能直接影响社会生活的许多层面。

不仅政治家需要科学顾问,需要清醒而慎重的科学政策,科学界也需要行动起来。书中提到,一些科学家与媒体合作,在大选中,要求奥巴马和麦凯恩就一系列科学问题展开辩论。结果非常有趣,因为担心就这些复杂的问题的发言成为对手的靶子,双方都不想进行公开辩论。但是媒体和科学家们持续施压,最终,竞选双方都给出了书面答复。这无疑前进了一大步,尽管还不够。

这种积极态度无疑能够启发很多中国人。尽管我们的环境在这方面恐怕是差别最大的,但是中国科学界对科学政策的缺乏讨论却是遗憾的。关注科研群体,就能看到大量针对科学政策的抱怨,但系统积极的建言还是少。去年,饶毅和施一公两位老师合作撰文,批评国内科研现状,希望更多人能够发出声音。这是一个《自然》杂志专题报道中国科学进展的时代,我们寄希望于未来。

本书的作者也严厉地指出了科学界的一些问题,比如对于故意挑起和宗教的无谓矛盾,不重视科普,甚至对科普工作心怀鄙夷等,作者都一一给予驳斥和批评。书中提到,著名的科学家同时也是科普作家卡尔·萨根在科学院评选时遭遇的不公正待遇,正是科学界某种心态的写照。“你的这些科普文章算什么科研成果?”一个花精力参与科普的学者不得不回答这样的问题。然而一方面,科学界从政府手中拿到大笔经费,一方面,却不愿意向公众解释科学。这种情况,造成了公众对科学家的极大不信任。以此关照中国的情况,就更能唤起我们的思考。

为什么科学界对科普的热情如此起伏?原因是多方面的。科学技术的复杂性,经常导致报道失实,和媒体打交道也需要很多技巧,使得一部分追求严谨的科学家选择回避媒体。同时,科学界对普及工作很难给予鼓励,而是经常报以象牙塔中的怀疑。再者,与公众的沟通既花费精力,又经常收到糟糕的反馈,或者如入无物之阵。以上各种因素,经常将科学家推离科普事业。

而大众媒体呢?电视媒体的商业化使科普节目时间非常短,节目也相对薄弱。平面媒体的影响力减退。网络媒体则呈现了更为复杂的生态。著名的霍芬顿邮报是近几年崛起的强大的网络媒体,它的科学版成了反对疫苗运动的重要基地。一些家长错误地认为,疫苗导致了诸如孤独症等一系列疾病,于是拒绝给孩子注射,并不断发起反对疫苗的运动。这种运动透过网络媒体,被放大和传播,造成了恶劣的影响,直接威胁很多孩子的健康。

我无意和书籍作者一起批评一家美国网站,但是这种情况,使我们深感媒体环境的复杂。从事科普工作,不得不考虑这些因素。如果之前科普需要的对科学知识精确的把握和一支妙笔,那么现在,恐怕还需要懂一些传播学和社会心理学了。

中国的互联网与科学研究一样,与英文世界相比还有很大差距。谣言和伪科学比美国的生存土壤更肥沃,优质信息更稀缺。过去几年,有更多人投入到了网络科普的事业中。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人加入,那么,如何推进科学普及,将是未来数年被反复讨论的话题。科学界的同人读罢此书,掩卷沉思,应该能得出这样的结论:想获得好的科研环境,想改善与公众的关系,获得理解和支持,不能靠别人,只有自己发出清晰、明确的声音,敢于和善于对话。

科学离我们有多远?并不遥远,我们智能手机上的卫星定位系统在工作时,都参考了相对论。但是,科学又如此遥远,一个人需要将近十年的专业学习才能以此为业。我们的社会已经建立在现代科技之上,而公众与科技的关系正非常疏远。这很可能意味着危险。这本书,对于中国的科学界、公共政策决策者还是关心科学的公众,都是一本极富启发的小册子。希望未来我们能看到更多的讨论,毕竟,对于资源有限的地球和不断增长的人口,我们的唯一希望恐怕就是科技跑赢匮乏。

《科学离我们有多远》读后感:有关科学传播的启蒙课程

本书由一名科学记者和一名科学家合作完成,看似这是一次跨界合作,但本书的宗旨之一便是消除两者之间的界限。虽然是本小书,但内容颇有启发意义,可谓在科学传播这一领域,又给我上了一门启蒙的课程,很多想法与观念得以转变和更新。

冥王星事件

2006年,当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宣布取消冥王星“行星”的称号时,我想和我一样,许过中国人只是把其作为一个新闻,一个宣布来接受。然而,本书最先就全面分析了这一事件,并表明,冥王星事件是科学界在处理与公众的关系中一次非常典型的败笔。

冥王星事件不仅引起公众的广泛不满,许多科学家也表示无奈,“斯特恩置疑了将冥王星降级的程序,称只有不到5%的全球天文学家参与了表决”。而且问题的本质并不在于表面的争议,关键在于“行星的定义更多地涉及语意,而非科学。”因此,冥王星事件展现了科学界的某一部分对于文化的忽视与专横。

科学传播本质上是以公众的理解为基础的,而非权威式的论断,这也是科学的精神所在。书中写道:“在某些方面,科学已经自绝于社会。专业化曾经为科研带来了许多成功,但它同时也将科学家禁锢在了实验室和象牙塔里,使科学界与外界的沟通变得日益艰难。”

科盲 — 一个错误的划分

科盲一词有明显的贬义色彩,相信很少人会称自己是科盲。的确,如书中所指,科盲一词多出自科学家对于缺乏科学素养的公众的称谓。然而作者认为,这种思路不但危险,而且大错特错:“正因为有了这么个惨淡的结果,才会有人在解释科学家与社会的冲突时,想到了这么个标准答案:错的是公众,公众需要更多教育、多学知识、多了解信息。然而,只要稍加分析,就会发现这条思路是大错特错的。”

作者认为“科盲”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,先不考虑公众,“许多反对进化论、否认全球变暖的人士本身就是科学家”,而且,“如果将科学素养不足的现状归咎于群众,那就是在有意无意地为那些聪明人开脱。科学家本来就负有让社会重视科学,善用科学的义务。”

本书强烈置疑了欠缺模型,“这个模型认为:正是民众在知识上的欠缺,才让他们无缘领略科学之妙,目前的窘境都是这种欠缺的产物。长久以来,欠缺模型都垄断了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对于民众的看法。”作者还将欠缺模型比喻成“你个白痴”模型。

因此,尽管存在科学素养的差距,但本质上,并不存在科学家与科盲的划分。科学家不应该自绝于公众,科普也不应该只是单方面自上而下的信息传播。

卡尔·萨根的崛起与陨落

本书也浓墨重彩地介绍我非常喜爱的科学家/科普工作者卡尔·萨根,1977年至1984年,美国曾兴起一场科普复兴运动,而其中最闪亮的主角就属萨根了。而且,看得出两位作者也是非常钟爱萨根,花了很多篇幅来介绍他的成就。摘录部分如下:

“当时,NASA向火星发射了“海盗号”飞船,萨根觉得媒体的报道死气沉沉,于是决定越俎代庖,替新闻业者完成他们的分内工作。他很快就和朋友想出了一个创意,并将其发展成了《卡尔·萨根的宇宙》。”

“1980年,这部系列片在PBS电视台首播。”;“它在全世界约有5亿观众,激励了无数学生投身科研。”;“卡尔·萨根不害怕主流媒体,他经常在强尼·卡森的《今夜秀》中出镜,在十多年的时间里,每年都在节目中做两次嘉宾。”。

大陆从未出现过卡尔·萨根式的人物,即便在他最辉煌的时代,相信他的电视片也未能在大陆普及,这虽然是一种遗憾,不过在今天的互联网2.0时代,也许我们也不再需要偶像了。

萨根不仅热衷于科普,他同时也关心人类与地球的命运。里根执政时期,萨根反对星球大战计划,根据计算机模拟核战的结果,他提出“核冬天”假说,致力于反对核武器与维护世界和平。本书写道“他的这些言行和爱因斯坦一脉相承:身为科学家的同时广受瞩目,并利用这个政治资本投身伟业。”

然而,萨根在科普领域的贡献却引来科学界对其的置疑与处罚。在哈佛大学终身教职的评定中,有人写检举信抗议他在媒体上的工作。在美国科学院院士的评选中,对萨根的批评主要是他将科学“过度简化”。最后,他未获得哈佛的终身教职,也未能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。

本书对此总结道:“通过萨根的遭遇,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科研领袖对待科普和科普工作者的大致态度。这个态度是致命的。”可见,尽管萨根在公众层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,为科学的普及与推进作出了巨大贡献,而科学界由于自身的封闭和保守,反而要遏制萨根和萨根这类的人。

无神论并非科学

上世纪五十年代,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日益分裂,科学家与人文学者缺乏沟通。斯诺提出第三种文化。第三种文化提出的本义是为了弥补科学与人文之间的鸿沟。然而,一些第三种文化的思想家却似乎过于自大了。

书中写道:“但他们偶尔也会流露出高高在上,不可一世的姿态,从而将这场运动引入歧途。最有害的行动大概莫过于对宗教信仰的抨击。”;“威尔逊宣称,社会和人文学科都将归入科学。”;“比如牛津大学的教授理查德·道金斯就说过:“自然界本身就很奇妙,不需要人类的戏剧来增色。”据说,他还对《纽约时报》的记者发牢骚,说他搞不懂《侏罗纪公园》里为什么还要有人类角色,有恐龙就够了嘛!”

在9.11之后,更是出现了新无神论运动,并涌现了新无神论者的四大金刚:Sam
Harris, Richard Dawkins, Christopher Hichens, Daniel Dennett.
然而,本书作者认为,新无神论者的战斗姿态是非常危险的。

“运动的态度是一致的,那就是对抗。参加者认为,对宗教信仰不该一味忍让,而是要对抗,要揭露,要用理智加以摧毁。”

“那些最直言不讳的新无神论者骂起信徒来毫不留情,说他们只有幻觉、没有理性(迈耶斯在圣体事件中称他们是“神志不清的白痴”)。有时,他们把自由派信徒也一并骂起,连态度比较温和的科学家和无神论者都不放过。比如哈里斯就质疑过对温和派信徒的容忍,认为就是温和派纵容了极端分子。而在道金斯看来,那些维护科学教育、却又不愿批评宗教的人,都是“进化论阵营里的绥靖分子“,都在“姑息养奸”。”

而本书作者认为,“新无神论者和他们鄙夷的原教旨主义者一样,都将人群错误地划分成了两个阵营。要想提高后代的科学素养,这样做是绝对有害的,它会将科学置于腹背受敌的境地,使之在无休无止的文化战争中无立足之地。”

“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敌人,对宗教的抨击都会妨害我们自己的事业。要提高社会的科学素养就得换一种思路,我们要变得更富有同情,要深入了解美国公民中的上百万宗教信徒。”

以前,我一直将无神论等同于科学,认为相信上帝便是不相信科学,将科学与宗教完全对立。然而,我也经常隐约感到,问题似乎并不是那么简单。退一步讲,即便科学与宗教真的对立,然而对立的态度能够最终化解对立吗,现实中对立的态度往往只会加剧对立。同时,更为深刻的是。本书剖析了科学与无神论的关系,揭示了无神论并非科学的事实,这令我豁然开朗。

“按照美国科学院和美国科学促进联合会的官方说法,信仰和科学是完全可以相容的。充分考虑历史和宗教的复杂性,这对于科学家来说,是最宽容、也是在智力上最负责任的立场。”

“科学方法的背后是所谓的“方法论的自然主义”,它的意思是:科学假设应该完全由自然的因果和事件来检验、来解释。这里头有个重要的区别:方法论的自然主义和哲学的自然主义是不是一回事。哲学的自然主义认为,宇宙中的一切因果都是完全自然的,自然之外别无他物。方法论的自然主义就不同了,它对自然之外的实体或原因一点都不排斥,只是主张不在科研的框架内考虑罢了。”

“这种自然主义只是方法论上的,它并没有断言世界的终极现实,也绝对不是无神论。”

“道金斯说上帝或其他超自然实体都不存在,他的立场是哲学的。这么当然也没问题,但要把这附会成科学本质的要求就不对了,往好了说是智力上的错误;往坏了说就是蛮不讲理。”

从前曾读过方舟子的一句关于上帝的断言:“我们不但不相信上帝存在,而且相信上帝一定不存在。”最初我曾被这样一句坚定的断言所打动,但现在理性地看待这句话。的确,这句谈到的是相信,也就是一种哲学观点,而非科学事实。

不久前,TED曾推出一个专题“无神论者可以从宗教中学到什么?”,和书中这一部分可谓异曲同工。在Alain
de
Botton的演讲中,他提出无神论者应该更谦虚,也要向宗教学习。他称此为无神论的2.0版本。

在明确了科学、宗教以及无神论之间的真实关系后,对于科普应有的态度,我也越发明晰。科普应有的重要态度之一便是包容,只有包容,才能真正让科学融入这个多元化的社会。正如书中对卡尔·萨根晚年思想的描写:“越接近晚年,这位无神论者就越是相信宗教和科学应该求同存异。他认为两者能够合作;合作也有助于科学融入我们这个多元的社会。”虽然,美国社会与我国社会有很大差异,但我觉得,其中包容的含义是一致的。

后记

本书所论及的科学在美国所遇到的困难,我想如果反观大陆,这些困难我们也都曾遇到或正在经历,或总会遇到,而且困难可能会越多,越难以解决。国际性的科学组织离我们的公众显得更遥远,我国公众的科学素养不会比美国、欧洲强到哪里去,我们也还从未有过自己的卡尔·萨根和霍金,在公众层面,很多人都将无神论等同于科学。不过,也正因如此,在国内做科普也一定更有趣,更有挑战性,更有意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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